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的普及率一直很高。奇异蛋糕经常开玩笑说“肠道微生物治愈一切”。虽然不严谨,但这些小事和疾病的关系真的很密切。除了肠道内的疾病,远至大脑,也难逃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不久前,在《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耶鲁安雷斯教授带领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完成了第一项探索肠道微生物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人群水平研究,并确定了与抑郁症相关的特定肠道微生物。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基于近年来对肠-脑轴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肠道微生物与心理健康之间也有联系,但大多数研究是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的。为了使这种联系更有说服力,莱斯教授“利用当地材料”,并利用他们创建的比利时佛兰德肠道菌群项目(FGFP)进行研究。
研究人员使用RAND-36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来统计队列中志愿者的生活质量(QoL)。该问卷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生活质量问卷。它包含四个心理方面和四个生理方面。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对于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无论是否进行抗抑郁治疗,RAND-36评分均明显低于健康人。
研究人员还收集了队列中志愿者的粪便样本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组成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关系,并筛选出10个相关属的细菌。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荷兰的另一个队列来验证这一结果。这两个队列共同证明了粪肠球菌和粪球菌的高丰度与高生活质量有关,而黄杆菌的高丰度与低生活质量有关。
属于羊茅属和羊茅属的细菌都是产丁酸盐的细菌。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增强肠道屏障的作用。此前的研究也发现,炎症性肠病和抑郁症患者体内这两个属的细菌会明显减少。
说到心理健康,抑郁症必然会被暗示注意到。毕竟是最常见的心理障碍。这也反映在FGFP队列中,其中诊断为抑郁症的志愿者比例达到11.5%。与之前的生活质量相似,研究人员还发现,四种细菌与抑郁症有关。
然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抗抑郁药的使用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丰度。因此,研究人员排除了药物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否使用抗抑郁药物,抑郁症患者体内Dialister和Festuca的细菌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结果在荷兰的志愿者队列中也得到了验证。
莱斯教授在肠道微生物领域非常有名。他在2011年首次提出“肠道型”的概念,因为即使他们都是健康人,肠道微生物组成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肠型是根据肠内的优势菌种来划分的,传统的分类包括类杆菌和普氏菌三种类型。
2017年,莱斯教授又有突破。他发现小部分多形拟杆菌肠道型和大部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他把多形拟杆菌型分为1型和2型。
多形拟杆菌2型肠型的特点是总体微生物负荷低,是最接近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之一)肠道菌群的肠型。这次,Raes教授发现类杆菌2型肠型也与抑郁和生活质量低下有关!这也是肠道类型第一次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
这项研究创造的“第一”太多了 () 别担心,还有更多。为了研究肠道微生物与大脑的关系,除了分类学之外,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一个模块分析框架,可以描述微生物途径(代谢化合物)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们从综合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中检索了532人的胃肠道微生物基因组。这些微生物可以产生一些影响神经功能的神经活性物质,研究人员将其整合到肠道微生物神经活性物质的第一个列表中。
这东西有什么用?作为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米雷娅巴雷斯-科洛默博士说,许多神经活性物质是在肠道中产生的,比如多巴胺。这种分析工具可以帮助识别哪些肠道微生物参与了这些物质的产生、修饰或降解,并进一步识别影响心理健康的微生物和可能的参与机制。
为了论证这一工具的“能力”,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也做了一些分析。他们发现,微生物产生多巴(3,4-二羟基苯乙酸,单胺氧化酶降解多巴胺的产物)的能力越强,生活质量越高。根据以往的研究,DOPAC可以抑制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其水平的下降也是帕金森病的标志,这也反映了研究人员的分析结果。当然,分析结果是生物信息学的产物,未来还需要实验来证实。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给“肠道微生物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关联”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更高的生活质量可能与高丰度的粪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细菌有关,而抑郁症则可能与小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细菌减少有关。不过,肠道微生物在抑郁症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是不确定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meran Mayer教授表示,这个研究使我们对肠道与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认识更近了一步,但是从治疗的角度上来说,她认为单独地补充某些益生菌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微生物组和抑郁症都很复杂,只有“全局性”的改善微生物平衡或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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